• 人肉窃听 不要轻易放弃。学习成长的路上,我们长路漫漫,只因学无止境。


      明初有两个官员,都姓宋:宋濂、宋讷。两人年龄差不多,宋濂生于1310年,宋讷生于1311年。明洪武年间,宋濂负责编修《元史》,宋讷则当上国子监祭酒(类似于京师大学校长)。

      

      这一日,宋濂大概遇上了开心事,叫了几个朋友宴乐饮酒,喝得很高兴,宋濂为人谨慎,酒喝高了也从不说胡话。宋讷则碰到了一件闹心的事情:他的一件茶器被国子监的几个学生摔碎了。可能茶器比较贵重,宋讷很生气。(《明史》中这两件事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天,出于叙事的趣味考虑,我们放在一起说。)

      

      第二天上朝。朱元璋笑眯眯地问宋濂:“宋爱卿,你昨天是不是喝酒喝高了?”宋濂不敢隐瞒,说:“是的,陛下。”朱元璋又问:“坐客为谁?馔何物?”宋濂都照实回答。老朱听了很高兴,说道:“诚然,卿不欺朕。”宋濂吓得出了一身冷汗,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欺骗皇上。原来,皇帝早已“密使人侦视”,暗中派了情报人员盯着宋濂,将宋濂请客饮酒的全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如果宋濂刚才说的有一句假话,立即就犯了欺君之罪,保不准会被老朱砍了脑袋。当时被朱元璋砍掉脑袋的大臣不知有多少。有一段时间,大臣每日上朝前,都要跟妻儿告别,交代下后事,以免上朝后被皇帝寻着什么理由抓起来,连个遗言都来不及留下就一命呜呼了。

      

      朱元璋又笑眯眯地问宋讷:“宋爱卿,昨天你又为什么生气啊?”宋讷心里暗惊,老老实实回答:“昨天我的学生打碎了一件茶器,我心中惭愧自己教导无方,所以生了闷气。”老朱回手一招,叫太监给了宋讷一幅图画,画的正是宋祭酒“危坐,有怒色”。宋讷赶紧跪下来谢主隆恩。原来,朱元新万博体育app,万博体育官网,万博manbet官网登录璋暗中安排了擅长速写的特务监视宋讷,特务将宋讷生气的形态活灵活现地绘制下来,呈交皇帝。

      

      这两件事,充分显示了明代窃听监视系统的发达——当时可能每个大臣的身边,都有卧底或者暗中埋伏的情报人员。朱元璋生性多疑,对治下的官吏军民极不放心,安插了众多耳目为自己打探消息。这些密探并不隶属于政府,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,每日他们都要将监听到的大臣动向包括其私生活情况汇报给皇帝。

      

      在明朝,特务系统与窃听网络高度发达。朱元璋先是设立“检校”,类似于秘密警察,由亲信文武官员充任,“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,无不奏闻”。随后又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——俗称“锦衣卫”的“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”,赋予其侦察、逮捕、审问官民的大权。锦衣卫直接效忠于皇帝,独立于政府,首领为“都指挥使”,下设“指挥同知”二人,“指挥佥事”二人,“镇抚使”二人,“千户”十四人,下面又设“副千户”“百户”“试百户”“总旗”“小旗”等若干头目;再下面就是普通的锦衣卫密探,叫作“力士”“校尉”。鼎盛时期,锦衣卫密探多达五六万人,耳目遍布天下,乃至“街涂沟洫”都有锦衣卫布控。监视宋濂与宋讷的,大概就是这帮人。

      

      朱元璋布下的窃听网络,几乎是无孔不入的。明初有个叫钱宰的老臣,年纪一大把了却还要每天按时去上朝,因为工作辛苦,钱宰吟了一首诗,发点小牢骚:“四鼓冬冬起着衣,午门朝见尚嫌迟。何时得遂田园乐,睡到人间饭熟时。”次日,钱宰上朝,朱元璋便笑眯眯地对他说:“钱爱卿,你昨天作的好诗啊。不过朕没有嫌你迟到,改成‘午门朝见尚忧迟’如何?”钱宰吓得屁滚尿流,拼命磕头谢罪。朱元璋大度地说:“朕今放汝去,好好熟睡矣。”

      

      尽管朱元璋创设的锦衣卫特务系统已经十分庞大,但他的子孙还不放心,又相继设立了几套窃听网络: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设置“东缉事厂”(俗称东厂);明宪宗朱见深又于成化十三年(1477年)在东厂之外增设西厂;明武宗时,大宦官刘瑾专权,又设“大内办事厂”(内厂)。三厂均由宦官统率。西厂与内厂时设时废,东厂则几乎伴随整个明王朝而存在。

      

      锦衣卫的情报网络已是非常发达,三厂的监视技术更可以用“恐怖”来形容。据《明史》记载,明熹宗时,太监魏忠贤提督东厂,“民间偶语,或触忠贤,辄被擒戮,甚至剥皮刲舌”。民间偶语,东厂立即便能知悉,仿佛人人身边都被安置了窃听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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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曾经有五个人,客居京城,一日在旅店喝酒,酒至酣处,其中一人说:“魏忠贤这个阉人,快要倒台了。”其他四人大惊,叫他千万别乱嚼舌头。这人借着酒劲说:“切,魏忠贤虽横,但现在他又不在这里,难道还能剥了我的皮不成?我怕什么?”不久酒席就散了,五人回房休息。睡到半夜,忽然房门被踢开,一伙人手持火把闯进来,一个个照着脸看,然后将五人全部抓走。来者正是东厂密探。五人被抓到东厂刑场内,那个骂了魏公公的家伙被剥光衣服,手足钉在门板上。魏忠贤笑眯眯地对他说:“你不是说我不能剥你的皮吗?我试试能不能剥。”便命人将滚烫的沥青浇遍那人全身,待凝固后再用刀割锥敲,竟将整张人皮剥了下来,惨不忍睹。其余四人吓得快要死过去了,魏忠贤却“每人赏五金压惊”,放了他们。(事见明末笔记《幸存录》)

      

      魏忠贤拥有的这么发达的监听技术,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人肉情报网络之上的。东厂设提督一名,为最高领导,下面又设一名“千户”,一名“百户”,若干名“掌班”“领班”“司房”,各司其职。具体负责侦缉、窃听的秘密警察叫做“番子”,“番子”头目叫“档头”。“档头”还雇用了一大批市井流氓充当线人,称为“打桩”。“打桩”每探听到一事,便密告“档头”,“档头”再视事情大小轻重付给酬金;“番子”也每天潜伏于市井酒肆、大街小巷,甚至在穷乡僻壤也出现“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”,即东厂的探子。王公大臣、公主驸马的宅第,均有东厂的“人肉窃听器”,如朱棣篡位后,“尝夜遣小中官(太监)潜入殷第(驸马府),察之”。

      

      在电子监视监听技术发明之前,朱明王朝可谓将“人肉窃听术”发挥到极致,其发达程度,恐怕有些近代国家也要自愧弗如。当然,现代科技的发展,更是为国家监控国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,每个人都可能生活在无处不在的“天网”之下。这种情况下,出现爱德华·斯诺登这样的“背叛者”,便显得特别可贵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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